由於我的臨床領域不脫遺傳與胎兒發育，神經系統相關的遺傳與發育疾病對我而言，其實早已是家常便飯。在諸多胎兒發育異常（birth defects）之中，以中樞神經系統的問題最為常見（佔1/3：次為心臟，約佔1/4；腎臟約佔1/8），因此我對胎兒腦部的發育最為重視。
事實上，從姙娠9周起我們就可以觀察胎兒腦部的發育。這些年來，我著力最多要算唐氏症產前篩檢，唐氏症的智障也是腦部發育的問題。有了這樣的背景，所以我對神經科學的蓬勃發展，自然格外引起共鳴。只是環顧身邊的臺大醫院、醫學院在神經科學方面卻是鴉雀無聲。
好奇心驅使下，我花了點工夫去查查臺灣大學與神經科學相關的老師與課程。天啊！研究教學領域與神經科學有關的臺大老師竟然將近200位（佔臺灣大學師資的近1/10），與神經科學相關的課程有六、七十種，這些師資與課程幾乎涵蓋了神經科學全部的領域，從神經生物學、臨床醫學、認知科學、神經影像學、語言學……應有盡有，只是臺大卻連個「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那樣一個小小的建制單位都沒有。
於是，我那Don Quixote式的原始衝動又不請自來。2004年5月12日，我發了一封邀請函，邀集臺灣大學與神經科學相關領域的資深同仁，在臺大醫院地下室意大利餐廳吃個簡單的晚餐。席中我自告奮勇提議：假若大家不反對，我們來成立一個臺大神經科學研究群，由我來擔任 manager，看能否在臺大為神經科學衝出一片天。如果成功的話，對大家的領域可能都會有所助益。我想當時大部分的人可能認為：你去試試看也無妨，反正成功的機率不大。一者，多年來在臺大醫學院還沒聽說什麼研究群成功過；二者，前此醫學院曾由2位老師受命推動神經科學但無疾而終。於是在沒人反對（也沒人贊成）的情況下，我就自己掛起這個招牌，開始推動臺大的神經科學。
校長也喊「衝」
雖然這是個地下行業，沒有公權力與公資源，但地下行業也有地下行業的推動方法。首先我設置一個網站做為對外的介面與對內的平臺（NTU Neuroscience Bulletin），舉辦每月一次的神經科學專題演講。第一次邀請的來賓是清華大學的江安世教授（2004 年8月），他介紹自己獨家的果蠅腦部免疫染色法，接著是剛剛進修回國的臺大病理科黃佩欣醫師（2004年9月），還有來訪的National Institute of Aging（美國國家老人學研究所）的Dr. Mattson（2004年10月）。在這個階段，我至少成為一個hub，神經科學相關的資訊透過我在臺大流通，或者是口耳相傳，或者透過E-mail。藉由這個strategic position我也接觸到一些有心幫助臺大發展神經科學的外界人士，指點迷津。例如，何英剛教授與我素眜平生，但卻提出一個非常關鍵性的建議，他認為只要大學的最高領導者出來表達發展神經科學的決心，一切自然上路。由於他具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身分，講話格外具有份量（臺灣的特有現象），我透過管道帶他去見陳維昭校長，對臺大神經科學的發展提出建言。
陳校長原本與我一起從事先天性異常胎兒（如連體嬰）的醫療多年，他任校長後，較少往來，但他對我的背景並不陌生。聽過我與何教授的說法，他說他也早知神經科學的重要性，曾經多次交代醫學院要盡力發展，但數年來未見動靜。聽了我們的說法之後，他了解神經科學不只是一些疾病，而是跨領域的大學門，最適合在具有各種學科領域的大學來發展。於是他請教何教授他能做些什麼？何教授說：校長什麼也不用做，只要出來喊「衝」，表明臺大發展神經科學的決心就夠了。隨後莊明哲教授以及浦慕明教授（兩位都是院士）也來熱情相挺。
2004年11月25日舉行了「臺灣大學全面發展神經科學」的consensus meeting，廣邀臺灣大學與神經科學相關的教師及學院主管參加。會中陳校長陳述臺灣大學發展神經科學的必要性並表達全力衝刺的決心，校長並答應考慮成立校級研究中心來全力推動。有了校長的宣示，我們這個研究群做起事來就順手得多，例如為了訓練紮實的神經生物學實驗技巧，我們商請嚴震東老師於2005年1月寒假期間舉辦Neurobiology Hand-on Workshop，教導本校年輕同仁神經生物學的基本技術。學員共20位，所需的經費（20萬元）由陳校長指示臺大醫院協助。坦白說，若沒有陳校長的宣示，臺大醫院大概很難補助這樣的教學活動，畢竟有臺灣大學才有臺大醫院。
填一張空白支票
接下來由生命科學院林曜松院長負責草擬神經科學研究中心的章程，並在當時陳泰然教務長的協助下，2005年4月19日經臺大行政會議通過成立，於是臺灣大學終於有了一個推動神經科學的專責單位。不過本質上它是個功能單位，意思就是：它是一個空殼子，不像系所每年有固定的經費。當時就有人說：這根本是一張「空頭支票（芭樂票）」，只能看不能用。他們說的也有道理，臺大醫學院的院級研究中心不乏只有一個兼任主任撐場面的例子。不過在我來看，這是一張「空白支票」而不是「空頭支票」，如果有本事的話，3億、5億隨便你填，這比一張只填500元的實質支票更有前景。
2005年10月8日，臺灣大學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由李嗣涔校長揭牌，正式成立。算來我總計花了512天的時間，從NTU Neuroscience Study Group起步，把這個校級研究中心順利「生產」下來。我的本職是產科醫師，接生出來的小孩總不能自己帶回家。因此首任中心主任由動物所嚴震東教授擔任。這個中心的名字本來是Neuroscience Research Center（神經科學研究中心），但後來改用Neurobiology & Cognitive Science Research Center（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以涵蓋心理系為主的認知科學，光這個名字就有大學問。一位日本教授看到我們這個中心居然同時涵蓋neurobiology與cognitive science頓時大驚失色。他說在日本這兩個領域是不可能共存在同一個屋頂之下的，可見科際合作有多麼不易。
有云“Opportunity is for the prepared”，中心成立正逢5年5百億啟動。經過研究群同仁近2年的大力鼓吹，神經科學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在臺大已經獲得廣大的認同，也因此中心在第一年就獲得數億的經費購置2部MRI（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磁振造影），1部micro PET（微型正子斷層攝影），以因應日益增加的研究同仁之需求。
在大學裡沒有學生就沒有存在，所以中心成立了神經科學學程，第一年就有50位學生參與，又設置了神經科學博士班（暫時放在動物所），第一年招生3名。邀請客座教授來校長期講學，舉辦國際交流活動（如第一屆、第二屆臺灣日本神經科學合同研討會）及學術合作。為了推動全國的神經科學發展，中心更結合「藝術」與「神經科學」舉辦影像作品競賽與錯覺展覽。
至此，「臺灣大學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的發展已經證明:它不是一張空頭支票，而是一張有多少本事填多少錢的空白支票。更重要的是證明了：在臺灣大學（或臺灣），這種推動跨學科領域的模式是可行的。
怎樣的和尚會唸經
在我開始推動神經科學研究群活動之初，一位中研院的友人在e-mail中坦白跟我說：他不看好我的作法，他認為臺大應該從國外用天價請一位大師級的神經科學學者來臺大推動才是正途，我們這種穿草鞋的草根式作法，是成不了氣候的。我回信中說：大師空降這種作法，一方面臺大沒那個錢，另一方面這樣的作法將會形成臺大裡面的一個殖民地，與臺大眾多的老師無法接軌，也無法發揮臺大什麼學門都有的特性。兩個說法孰是孰非，時間就是最好的證明。其實這些年來，我看到部分國外高薪聘請回來的學者，兩地飛來飛去，少有時間與在地「沒什麼氣質」的研究者溝通，結果是時間一到就走人。他只是利用臺灣的資源去做他在國外不能做的事，對國內infrastructure的提升終究只是一場蝴蝶春夢。臺灣其實有的就是人力資源，不像新加坡小貓二、三隻，若不能善用本土的人力資源，是不可能永續經營的。可嘆的是，許多人還是脫不了「遠來和尚會唸經」的心態，寧可讓本土的眾多「助理教授」掙扎在subsistence的邊緣，卻大把大把的銀子請外來和尚努力地花。我一向認為紮紮實實地苦幹扎根，教好自己的學生，做好自己小小的研究，才是根本。放煙火式的弄幾篇20幾分的論文只是虛幻（世界上20幾分的論文，一個月上千篇，不差這一、二篇），全臺灣整體的扎根與永續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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